论死者的名誉权及其保护
海南大学法学院：辛炳辰
内容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 名誉权 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影响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
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
传统民法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 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三、 死者近亲属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探讨
死者既然存在名誉权，那么对死者的名誉权如何保护，怎样引起救济程序？根据现有法律精神死者的名誉权受到侵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那么由死者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权的依据何在，这是争论的焦点，经学者概括有以下解释：1、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这种学说主张，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学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利益。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名誉好坏，往往影响到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其近亲属也会因而产生荣誉或压抑等感受，与其说死者名誉权需要民法保护，不如说是对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和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对死者名誉的损坏实际上是侵害其遗属的名誉权。2、家庭利益保护说。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指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由于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成员的死亡而消灭，而个人名誉又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因而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这种观点也就是认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对死者家庭利益的保护。3、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的赔偿义务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所以被害人所受的赔偿地位当然由其继承人继承。以上三种解释均不能圆满地提供答案，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忽视了法律保护死者的原始权利。家庭利益保护说，得出侵害死者名誉实际上是侵害家庭名誉的结论，不但在逻辑上繁琐，而且其大前提存在家庭名誉的命题本身与民事主体理论相违背。加害人赔偿义务说，有可取之处，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加害人的赔偿义务必须指向受害人的继承人而不是其近亲属，或者国家。笔者认为上述学说不能提供圆满答案关键在于考察视角的局限，在此，不妨综合上述学说的合理之处，我们有必要针对死者名誉的特殊性，从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的必要性谈起，实际上在侵害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侵害，即既侵害死者的名誉权，也侵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由于死者与其近亲属存在直接间接的人身关系，因此，死者的名誊权与其近亲属的名誉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死者名誉权造成的损害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取得，如烈士军属其近亲属享有抚恤金的待遇，如果死者名誉权受损就可能影响死者近亲属合法利益的取得。因此，死者近亲属可以为保护死者名誉权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请求权或提起诉讼。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他的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又如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当死者名誉利益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遗属及其受益人提起诉讼，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那么检察长也有权提起诉讼。
法律赋予死者近亲属诉讼权，是基于死者名誉维护权的延伸，死者近亲属行使这种权利是一种新的权利，与死者继续存在名誉权即原权利是不同的，这种权利不仅反映在程序上，也反映在实体方面，它是随着行为人侵犯死者名誉权同时又独立侵犯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而产生的，所以死者的近亲属行使了维护死者名誉权的同时，也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我国最高法院出台后的相关规定：侵犯死者的名誉权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这正是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并针对死者名誉权的特点作出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些规定是切实可行的。
四、保护死者名誉权应注意一些问题
1、严格把握侵犯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1)存在侵权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应当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通常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消极的不作为，只有在法律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负有保护他人名誉权的积极作为义务时，如其未尽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新闻单位发表稿件，因审查不周而对稿件没有核实，以致不实稿件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多数表现为陈述有关他人名誉的事实。陈述的事实不实当然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陈述的事实属实是否构成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此各国立法不一。笔者认为，被告证明自己言词是真实的，就可以免除侵害名誉权的责任。但陈述的真实事实，客观上有损他人名誉，陈述的内容为法律所禁止，也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这种场合大多发生在名誉权与隐私权的竟合。
(2)死者确有名誉被损害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通常使死者的名誉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后果首先表现为直接的名誉毁损的不良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死者的名誉受损，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的形态，如死者受到世人指责、嘲笑、怨恨，亲朋好友对死者产生耻辱感等。
在认定死者的名誉权是否被侵害时，既不能以死者近亲属的感觉为准，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观念为依据，应以客观标准为准即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是否毁损对某人的社会评价，在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以后，如何确定公众对死者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的标准，则是认定侵害名誉权的关键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就是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行为不被死者之外的人知悉，就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针对死者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时，虽有其他人在场，但他人不了解行为的内容也不构成名誉毁损。至于因侵害死者名誉权引起的间接损失不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决定因素。
(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无论是侮辱、诽谤，还是其它行为，要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名誉权的特定侵害对象，也就是说实施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指向死者，才能构成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死者。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行为使社会一般人可认为指向死者，尽管行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认定指向死者。
如果行为人的言词是含糊的，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指向特定人。笔者认为应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言语是否指向特定人。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指向死者时，因其主观上无过错，比如行为人与死者生前互不相识，无法意识到死者的存在，此时，行为人的言语就不会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死者的名誉，而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在已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也是有意义的。
在民事领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责任范围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如行为人故意侵权，则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而在过失的情况下，则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2、对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护其名誉权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许多国家对于名誉权的维护根据主体等身份不同，从法律上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对公众人物、社会名流的保护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民，就得接受民众的监督。我们如果要求社会舆论时时处处客观公正，其结果往往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有侵害名誉之忧，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样只能弱化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不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因此，针对死者生前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同样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对公务人员的名誉保护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应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对其死后名誉的保护，同样也给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许他人和后人对死者生前功过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不是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死者的名誉，这种客观评价就不构成侵权。
参考文献：
1、《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 马荣 著 2001年9月 南京出版社
2、《精神损害赔偿原理与实务》 关今华 庄仲希 著 1992年11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3、《关于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杨立新 著
山西省劳动监察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劳动监察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条例。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监察，是指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处理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四条 劳动监察应当遵循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专门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有权向劳动行政部门检举和控告，其合法权益依法受到保护。
第六条 公安、工商、财政、审计、物价、卫生、行政监察等部门和用人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劳动监察工作。
第七条 各级工会组织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八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应确定劳动监察机构。
劳动监察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职责与管辖
第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履行下列劳动监察职责：
（一）贯彻执行劳动法律、法规、规章；
（二）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三）受理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举报；
（四）处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五）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察职责。
第十条 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全省的劳动监察工作，并承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省及省以上所属用人单位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监察工作。
行政公署、设区的市、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的劳动监察管辖范围，由各行署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 下一级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提请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上级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劳动行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下级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第十二条 劳动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有权进入用人单位了解情况，检查劳动场所，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或复制有关资料；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协助，不得阻挠、拒绝。
第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监察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向他人泄露案情和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及有关的保密资料，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三章 内容与方式
第十四条 劳动监察的内容：
（一）劳动合同的订立、鉴证与履行；
（二）劳动者的招用；
（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
（四）劳动者的工资支付；
（五）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和职工福利待遇；
（六）女职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和残疾人员劳动权益的保障；
（七）遵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的情况；
（八）遵守职业介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规定情况；
（九）用人单位内部劳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十）承办劳务合作、劳务输出的单位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况；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五条 劳动监察采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举报专查和劳动年检等方式。
第十六条 劳动行政部门实施劳动监察时，可以向用人单位发出劳动监察询问通知，用人单位应在10日内据实向劳动行政部门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劳动行政部门实施劳动监察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将有关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并在7日内作出处理。
第四章 处理程序
第十八条 劳动监察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应有两名以上劳动监察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法证件；
（二）告知用人单位监察的内容、要求和方法；
（三）现场检查应制作笔录，笔录应当由劳动监察人员和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拒不签名和盖章的，劳动监察人员应注明拒绝事由。
第十九条 查处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行为，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登记立案；
（二）调查取证；
（三）处理；
（四）制作处罚决定书；
（五）送达。
第二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应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作出；案情复杂的，最多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一条 承办案件的劳动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当事人近亲属的；
（二）与承办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
（三）因其他原因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案件当事人有权按照上述规定要求承办人员回避。
第二十二条 劳动监察人员的回避，由劳动监察机构负责人决定；劳动监察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劳动者的；
（二）在招用劳动者时，强制收取证件、保证金或实物的；
（三）招用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未按国家规定培训和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工作时间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按每名劳动者每延长（超过）工作时间1小时处以用人单位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每次罚款总额不得超过100000元。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工资报酬和相当于应得工资报酬10％—20％的经济补偿金，并可责令支付赔偿金；同时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负责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二）拒不依法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有关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每日加收所欠款额2‰的滞纳金；
（二）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社会保险金的，责令全部退回；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女职工或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按每侵害一名女职工或未成年工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每次罚款总额不得超过100000元；对女职工或者未
成年工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使用童工的，按国家《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或职业培训机构的；
（二）违反有关规定滥发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侮辱、体罚、殴打、以非法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的，或以招工、培训为名骗取劳动者钱财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挠劳动监察人员依法行使监察职权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或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第三十三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劳动监察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