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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


关于市属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党派、团体使用的公用公房统一由房管局收租修缮和管理的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



市人委各单位，市委办公厅，各民主党派，市政协，各人民团体，各区委、各区人委，各区公安分局、税务分局，各区检察院、法院：
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市属各级行政机关、党派、人民团体及中小学校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必须加强管理和维修保养工作。经市人委研究决定，对市行政机关、党派、团体等单位使用的房屋，逐步实行统一管理，从今年开始，先统管由市财政开支的市、区、两级行政机关、党派
、人民团体（以下简称各单位）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包括拨用、接管、购置、新建等房屋）。现特对有关公房宿舍统管的具体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各单位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都是低租金制。其修缮保养费不足部份，由市财政局补贴。补贴数应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三年来拨出修缮补贴平均数，统一拨给市房管局掌握用作宿舍房屋的修理，各单位历年积存未用的租金，应在房屋统管的同时全数移交市房管局。
二、在房屋统管后，住在公房宿舍的干部（包括职工）仍按一九五五年省人民委员会规定的宿舍租金标准缴纳房租不变，并由各单位按月汇集转交市房管局。所收公房宿舍租金仍按旧例不纳房地产税。
三、各单位原租入市房产公司或私人的房屋作宿舍，而又只按公用公房宿舍租金标准向住户收取房租，其租金差额过去由市财局拨款或在本单位房屋宿舍租金收入中拨补的，在统一管理后，一律由市财局统一拨交各单位直接缴交。至于包干单位的租金差额，按市财局规定由包干单位在
包干经费项下支付，不得在用本单位所收公房宿舍租金补贴。
四、原住公房宿舍的干部，过去享受水、电补贴的，仍按省人委规定办理，由原单位负责。
五、房屋统一管理后，市房管局委托房产公司设立广州市房产公司机关用房管理所（下简称管理所）负责市属各级单位所单位所使用的宿舍房屋的维修保养和管理工作，管理所要配备作风正派，有一定业务水平的人员和维修工人。对于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三个单位，管理所可选派
常驻的管理员和维修工人，及时做好房屋维修工作。这些派驻人员受管理所和驻在单位双重领导。
六、统一管理后，各单位对所使用的房屋，仍应注意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 需要修理的，要及时向统管部门反映。管理所应根据“以租养房”的原则，对房屋进行及时的维修，合理养护，保证房屋安全，逐步地适当改善房屋住用条件。
七、统一管理后，各单位原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的使用权不变，零星空出的房间，可由原单位调剂分配。但宿舍已由几个单位干部穿插居住，原单位不愿意管理的，可移交管理所直接管理，空房分配权属管理所。
八、干部调动后，调入单位应尽量安排新来同志住房，如调入单位未能解决其住房的，其所住的宿舍原单位不得迫迁或采取加租等办法进行变相迫迁，如调入单位已安排住房，则应服从住房调整，不得诸多挑择。
九、在房屋统管后，各单位应停止向房产公司或私房业主租入房屋作单位宿舍。如确实需要的，应先报市财政局批准拨补贴款后，才能租用。
十、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市税局及各区区委、区人委等包干单位，由于今年的经费指标，已由市财局分配给他们包干。其公房宿舍所收租金如不足支付修缮费时，在一九六五年度内由有关单位协助解决。从一九六六年起，上述包干单位的修缮补贴款仍按第一条规定办理。
十一、各单位接本规定后，应即将本单位的宿舍（包括公、私房屋）所在地点及面积、租金等项，开列清册送交市房管局，以便分别交接。
十二、统一管理的房屋，不包括市属花县、从化两县及郊区各人民公社所使用的房屋。
上述规定，希各单位贯彻执行。




1965年5月5日
（一）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在经济法语境中，政府责任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责，即政府依法承担的干预经济的职责；二是政府的法律责任，即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因在行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职权中违法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2]事实上，第一种含义下的政府责任与政府经济职权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合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责任，不如更准确地将其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即经济学上所谓的政府经济行为，“是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经济政策目标而进行的行为，它能产生经济效果和相应的法律后果”[3]。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通过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克服经济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协调和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而本文所指的政府责任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责任，即政府的此种经济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后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二）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特殊性

　　经济法语境中的政府责任是政府的经济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不同于补偿性的民事责任，也不同于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旨在控制行政权的行政法责任，它是一种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特的属性：（1）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是基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关系产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家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运行负有调控和指导义务，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正是由于对这种义务的违反而产生的。（2）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与其享有的经济职权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即并不是政府有什么样的经济职权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政府责任的规定，例如，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政府的一项经济职权，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社会分配应该遵循的法定程序以及分配不公时政府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这是由经济法视野中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经济法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政府是“有限理性”的主体，这就否定了政府具有对所有经济行为全知全能的异禀，事实上，政府对自身承担的某些庞杂且过于宏观的经济职权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确实是无力预测的，不对政府的这类职权施加强制责任，正是对政府“有限理性”的合理容忍。（3）同样，政府责任的承担与损害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政府调控经济失败给市场主体乃至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调控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故意或过失所致，而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能力不足问题。显然，要求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承担其理性能力不足造成的全部损害是不符法理的。（4）前述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追究模式应该主要是从程序上出发，而不是对其进行实体性的评价。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后果需要放置到长远的时空中评断，而且受这种行为影响的主体广泛而不确定，对政府责任进行实体性评价会产生不周延的困境。通过完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应遵循的程序性规则以及违反程序规则的应承担的相应后果，可以有效划定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边界及其干预失败的责任，确定政府对经济适度干预的法定范围。


二、经济法中政府责任规制的现状分析

　　从现行经济法立法来看，对政府责任的规制存在较大问题，这也构成了经济法责任实现的一大难点。

　　（一）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情形有限

　　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情形十分有限，有很多理应承担责任的情形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例如，《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符合规定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如果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该法并没有规定。又比如，《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但是对政府不举行听证会的法律责任问题又是一片空白[4]，事实上，举不举行听证会完全要依靠政府自觉，这种关系公共利益的公众的听证权利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承担责任的形态过于单一

　　政府承担责任的形态过于单一，没有吸纳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态，而且通常都只是用“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反某某条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一带而过。而经济法特有的责令停止、纠正或撤销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通报批评等特殊的责任形态却未作考虑。这种忽视法律责任所属法律部门的立法必然不利于经济法整体责任体系的构建，政府在干预经济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必然也是不完备的。


三、构建经济法中政府责任的正当性

　　“课以责任，……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5]在经济法中规定政府责任可以有效消除市场经济的不利益状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发展。

　　（一）确定政府责任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着从原始市场经济到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过渡”[6]，“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根本一条就是法治”[7]。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不仅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且强调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课以责任也就成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从市场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错位干预造成了市场发育缓慢、权力寻租、腐败滋生。而“寻租行为的本质是‘权力搅买卖’，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度干预经济。”[8]通过对政府违法责任的规制，行政权力寻租现象才得以避免，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才具有可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作，市场经济才得以健康运行。

　　（二）政府有限理性的逻辑必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被预设为具有全知全能的秉性，是经济资源的全能配置者。在这种预设下，政府的配置命令就是法律，它是不会犯错的，所以规定政府责任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政府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政府同一般个体一样，也只具有有限理性，它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政府犯错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基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掌握的特殊权力，它违法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害更严重。因此，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课以责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在经济法中构建政府责任可以迫使政府比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更具理性的行事，防止政府忽视自身局限，滥用权力，肆意干预经济活动侵害个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

　　责任政府的观念起源于英国，起初是强调政府对议会负责，后来逐渐发展成政府要对选民负责的制度，实质是强调政府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我国学界认为责任政府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及其官员履行责任的依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应得到政府切实的保障；公民的正当诉求应得到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政府的渎职、失职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政府及其官员公务行为损害的公民，政府有责任给予赔偿。”[9]]就目前来看，政府履行的职责出现多样化趋势，但经济建设职能已经成为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能，因此，政府在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因侵害受控主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出现失职渎职、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情形时应依法承担责任。因此，构建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是建设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