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励规定》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励规定》的通知
沪府发〔2009〕5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发布《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励规定》，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励规定
第一条（目的）
为了奖励对本市决策咨询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规范和完善本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奖工作，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是指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为政府部门进行本市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等问题决策提供的课题报告、论文等研究成果。
第三条（评奖名称和时间）
市人民政府设立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以下简称“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奖活动每两年举行一届。
第四条（经费来源）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经费来源包括：
（一）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境内外单位、个人的捐赠。
前款规定的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规定提出，经市财政局核定后拨付。
第五条（奖励等级）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第六条（评奖标准）
按照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对本市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分别授予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对具有特别重大贡献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可以授予特等奖。
第七条（评奖机构）
市人民政府设立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负责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评审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
第八条（评审原则）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九条（评审工作实施方案）
评审委员会应当制定本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实施方案。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实施方案应当明确奖项种类、奖金数额以及对申请评奖研究成果完成时间、申请期限等方面的要求，并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申请人）
完成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第十一条（申请材料）
申请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申请表，并在规定期限内向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明文件；
（二）申请评奖的研究成果。
单位申请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应当在申请表中注明主要完成人。
申请评奖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已被政府部门采纳应用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不属于评奖范围的情形）
下列情形，不属于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奖范围：
（一）研究成果已经获得国家级、部级或者市级其他奖励的；
（二）研究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等争议的。
第十三条（申请的审查）
申请材料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审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评审：
（一）研究成果不属于评奖范围的；
（二）完成研究成果的时间不符合评审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
（三）超过规定期限提交评奖申请材料的；
（四）申请人在往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奖活动中，存在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不良记录的。
研究成果属于评奖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应当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申请人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十四条（评审人员）
评审委员会应当聘请专家学者组成评审专家组。
评审委员会和评审专家组的组成人员应当客观、公正、独立地行使职责，并遵守保密义务。
第十五条（回避）
评审委员会和评审专家组的组成人员参与申请评奖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在对该项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进行评审时，本人应当回避。
第十六条（评审程序）
参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能否获奖以及三等奖获奖人选建议和二等奖以上获奖人选的初评意见，由评审专家组通过打分、评议和投票表决等方式提出。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三等奖获奖人选，由评审委员会对评审专家组提出的建议进行投票表决，并经评审委员会全体人员过半数通过。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二等奖以上等级获奖人选，由评审委员会通过打分、评议等方式进行复审，并投票表决。投票表决时，一等奖、二等奖的获奖人选应当经评审委员会全体人员过半数通过，特等奖的获奖人选应当经评审委员会全体人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决策咨询成果奖的评审规则，由评审委员会制定。
第十七条（公示）
评审委员会形成评审意见后，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应当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等媒体，公示拟予奖励的研究成果名称、主要完成人、申请人等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0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个人均可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异议事项由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
第十八条（评奖结果的确定）
公示程序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应当作出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获奖人选和奖励等级的决议。其中，特等奖的获奖人选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评奖结果，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证书和奖金的颁发）
获得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的单位和个人，由评审委员会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条（奖金分配）
单位获得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所领取的奖金，应当按照参与者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
第二十一条（记入档案）
单位可以在获奖研究成果主要完成人的个人档案中记入获奖事迹，并作为对其考核、晋升、评定职称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二条（后续处理）
评审委员会发现获奖研究成果存在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情况的，应当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三条（施行日期和废止事项）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人民政府1994年4月1日发布的《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励规定》同时废止。
善的政府和恶的人民
旷继东
最近有两起令人瞩目的事件，一起是王帅在网上发帖被拘留，一起是温州的“房事门”。王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后者以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前者也注定会由自己的“因贴获罪”而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符号，虽然类似的事件在之前屡有发生。
两起事件的是非已不必讨论，但在面对事件的过程中，尽管两地政府距离遥远，相关人员最初的反应或表态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让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王帅事件中，政府人员的说法是，（王帅的帖子）“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而认为王帅则是“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09-04-13/10073845286.html）。
温州“房事门”事件中，政府人员说，“这个事件不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存在如何处置官员们购买的安置房的问题，将来补上差价就行了”，对于网上发帖者，则评价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扩大事实 ，吸引媒体注意”、“闲着没事干”、“这是个有心人 ，但不实事求是”（http://news.sohu.com/20090410/n263316927.shtml）。
通过这些话语，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事实，旁观者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即受尽冤屈而又无比善良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刁蛮古怪邪恶奸诈的王帅和网友们。
或许，王帅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可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本文题目所说“恶的人民”又有些不确。但在政府许多人员的眼里，王帅并不是特定的，揭露“房事门”的网友更没有确指，换成任何一个“人民”中的其他人，都不会影响政府人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帅们又能够代表着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王帅们的恶在这些政府人员观念里等同于“人民”的恶也并无不当。
既然“人民”是恶的，或者存在“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需要政府来管理，来控制，而不能放任自流，比如，严格推行户籍制度以限制迁徙，严格控制新闻审查以规范言论等等，一切的制度都首先着眼于管理，而不是提供自由。因此，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都需要办理无穷无尽的手续，盖一个又一个的章，申请一级又一级的部门审批。
既然“政府”是善的，或者被推定是善，因此，可以尽可能赋予政府更大更灵活的权力，相信政府能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具有公仆的伟大道德。于是，随便翻开一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常常能找到赋予政府部门大量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或者是标准模糊，让政府自行掌握，或者是不宜统一规定，由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等等。对于政府官员，由于推定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不需要他们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甚至可以视批评者为毁谤。
当然，以上的推论仅仅站在政府人员的立场，而在对立面，以普通民众的立场，是否有些不同呢？纵观历史古今，笔者有些悲凉地发现，虽然“人民”的恶有些不能成立，但政府的善却根植得很深，除了少数“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之外，政府总是以一种可供人民依赖的形象而存在，虽未必言“善”，但至少也保持了不善不恶的中立。
不过，以上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从法治的角度，政府的本质不仅远远不是善，甚至离中立也很远，而根本是恶的。政府之所以“恶”，源于权力的本性。当然，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性。而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又是与人民的权利相对，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意味着人民权利的萎缩，也即对人民权利的侵蚀。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以“性本恶”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在不得不授予其一定权能以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外，应尽可能以一切手段节制其权力，防范其异化。所以，除了法律规定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之外，“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法律之外，不应有任何灰色地带供政府自由出入。
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不是要评价某个特定地方政府的表现，而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笔者无意否定“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期望，恰恰相反，以“恶”来看待政府，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因为，正如上文分析，只有尽可能节制权力，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膨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非法侵犯权利，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即是说，只有认识到政府“恶”的本性，然后以各种渠道来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而这，显然与许多人的思维相抵触，甚至，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违背。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的政府已被推定是“为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善”的政府，这个“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的私利，也不可能危害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着眼于大局的，都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政府”完全属于意识形态上“政府”，是属于我们期望中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仍然需要首先以“性本恶”的态度来对待，才可能真正达到。
以“恶”来看待政府，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耐以存在和正常运转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朵盛开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带有原生的毒性，适当使用能有益健康，而食用过多则导致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从当政者初始时的自我警醒和约束，最后仍免不了因权力的自我膨胀而归于灭亡。
人民与政府，或许正如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政府”想象成或误认为“善”，最终伤害到的只能是性本善的“人民”。对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