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惩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惩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３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9月20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21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惩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的决定》修正 1998年1月15日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惩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禁止支持、纵容、包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和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提供条件、服务，禁止传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方法。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伪劣商品是指： （一）伪造或冒用商品质量标志、生产许可证（准产证）标志、商品产地、企业名称、地址或商品条形码的； （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 （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四）所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 （五）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六）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 （七）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定的其它伪劣商品。 商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按伪劣商品处理。
第五条 市、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范围，负责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法规规定由卫生、农牧等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商品生产者、销售者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鼓励和保护个人、单位和组织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第二章 商品质量责任
第七条 从事商品生产、销售的个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应对其生产、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
第八条 生产、销售的商品实际质量应与其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其它方式标明的商品质量相符。
第九条 质量未达到规定标准、等级，但国家规定可作为处理品（含次品、等外品）的商品，及由于储运不善致使商品质量下降，但仍有一定使用价值，对人身、财产安全或人体健康不存在危害的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在商品或包装物的显著位置标明“处理品”字样后方可销售。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药品、种子。
第十条 商店将部分柜台、部分场地出租或以柜台、场地与他人联营，未组成新的经济实体，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应对承租或联营者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按照联营协议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各自独立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承揽商标标识印制业务，应查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不得印制和销售假冒质量标志以及含有质量标志的印刷品、包装物和铭牌。 承印者不得将印制的质量标志以及含有质量标志的印刷品、包装物和铭牌提供给非印制者。
第十二条 广告主不得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传，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广告经营者承接广告业务，应按规定查验有关证明，审查广告内容，不得制作、传播、张贴有虚假内容或欺骗、误导社会公众的广告，不得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提供广告服务。
第十三条 设备、场地的出租者发现承租者利用承租的设备、场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 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保管、运输商品时发现伪劣商品的，应拒绝提供服务，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者代出发票、证明和代签合同、提供帐号或其他方便条件。
第三章 行政管理
第十六条 行政管理部门在发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或接到有关举报后，应及时进行调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予立案审查，并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重大、复杂伪劣商品案件的办案期限，经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查处违法行为时至少应有两人参加，并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二）保守当事人正当的技术、商业秘密； （三）依法行政、秉公执法。
第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在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有关的发票、帐册、凭证、记录、业务函电和其它资料，采取照相、录音、录像等方式取得所需的证明材料； （二）对有伪劣嫌疑的商品，可责令当事人说明其来源和数量，听候鉴定，必要时经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先行登记保存或依法封存； （三）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给予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给予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二十条 行政管理部门对先行登记保存或依法封存的有伪劣嫌疑的鲜活商品，应及时作出鉴定、处理；对有伪劣嫌疑的其它商品应在七日内作出鉴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间的，应经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商品的监督检查，及时公布检测结果。对于经行政管理部门检查认定质量合格的同一批商品，不得重复检查。 行政管理部门对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建立违法记录，必要时可通过传播媒介予以公布。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不得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并应如实提供有关证据。不得擅自转移、销毁、销售被登记保存或依法封存的商品。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时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四章 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行政管理部门或保护用户、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举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受理举报的部门或组织应为举报人保密。
市人民政府应设立奖励基金，对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
第二十四条 用户和消费者因购买、使用伪劣商品受到损害的，有权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用户委员会、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保护用户和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通过下列方式进行监督：
（一）接受用户和消费者对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举报或投诉，进行调查、调解，或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二）参与对伪劣商品的监督、检查，对损害用户和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通过传播媒介予以揭露；
（三）向用户、消费者提供识别伪劣商品的方法和保护权益的咨询服务，支持、协助受损害者的起诉；
（四）对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发现其有违法行为时及时举报。
第二十六条 用户委员会、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提供方便。
第二十七条 新闻单位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通过下列方式进行监督：
（一）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公布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名称或姓名、地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伪劣商品的名称和检测结果；
（二）揭露有关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
（三）宣传识别伪劣商品的方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未造成严重危害或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下（不含五万元）的，由工商、技术监督及其它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传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方法的，由县级以上工商、技术监督及其它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参照处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非法承印没有提供质量证明文件的质量标志和其它含有质量标志的印刷品或将承印的标志、包装物、铭牌等提供给非印制者的，依照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主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对虚假宣传负有责任的，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设备、场地的出租者发现承租者利用承租的设备、场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不举报的，对出租者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发现伪劣商品不举报并提供保管或运输的，没收保管费和运输费，处保管费和运输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为生产、售销伪劣商品者代出发票、证明和代签合同、提供帐号或其他方便条件的，没收非法提供的发票、证明等，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及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责任人，视情节轻重，由行政管理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强迫或纵容本单位人员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从重处罚。
第三十六条 擅自转移、销毁、销售被登记保存或依法封存商品的，处商品总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责令停业整顿或对公民罚款金额在五千元以上、对法人或其它组织罚款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对举报、揭露或证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单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和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部门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支持、纵容、包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和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其上级或所在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人身、名誉、财产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或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不适用于建筑工程。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如果他们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怎样
————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田成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时华
“必须把司法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是日前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传出的重要指示。 人民性是中国司法的本质，也是应当长期立足的司法国情。而如何深刻理解新时期司法工作人民性的基本理念，是摆在每一个法院人面前的一项紧要任务。对此，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田成有有着自己的看法。
记者：田副院长，您好！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谈到法院的工作问题时，司法的人民性被提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强调，在您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打破司法的神秘”、“司法要走进民众”之类的话也比比皆是。作为一名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请您从法院的角度来谈一谈法院强调司法的人民性的理解？
田成有：法律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少数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从司法的本质考察，司法本身具有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人民性。法治意义上的司法不是专断，不是为私，而是真正为民服务。所以，“执法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
法院是民众讲理说法的地方，执法为民理念的提出就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司法不能与世隔绝、不能神秘化、冷漠化、高傲化，不能与世情民风、习惯风俗毫无关系，不能与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知毫无关联，司法在严守自己的领地、忠于职守的过程中，必须融贯民情、民意，那种冷漠无情的司法看似中立，实质上是不可能达到司法应有的社会功效。
记者：最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出人民法院改革的模式，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要取消“人民法院”中的人民两个字。在法学界，有的学者对司法的人民性也有不同看法。作为一名法官，一位学者，对此您有何看法？
田成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司法的基本职责。
如果把“人民法院”里的“人民”两个字去掉，很难理解法院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法院被称为人民的法院，中国的法官被称作人民法官，法院和法官前面被冠以“人民”二字，这绝不是文字上的无谓增加和重复，而是要真实体现政法机关的人民属性。离开了人民，法官就会发生错位。当你心中没有人民的时候，你不可能做好法官。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事业的根本。与人民有距离，把人民的冷暖不当一回事，我们就可能会失去司法审判的源头。
记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政治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治上我们开始以人民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检验一切基本决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那么，作为司法领域的“以人为本”的相关做法，比如您所在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许前飞院长实施的预约接待当事人来访等，您是怎么看的？
田成有：在司法领域我们提出了“司法为民”的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主张。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人民法官为人民，应当作为法官永恒不变的政治信仰。只要我们坚持这些根本标准，我国的法治建设就一定会向人民认同的方向发展。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许前飞院长实施的预约接待当事人来访，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就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的体现。
曾几何时，我们有些人对此不理解，把人民与法院与法官联系在一起颇有微词，把与案件当事人保持距离理解成与人民群众保持距离，把法官应保持中立理解成法官就只坐台审案、就案办案，津津乐道于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地位、权势、财富和办案形式，而不屑于走进田间、炕头、农家院中，追求所谓的距离感、神秘感、威严感等，这固然突出了法院的权威，但这样的权威却是有危机的，它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远离了人民司法的本质和宗旨，将法院搞成“封建衙门”，拒群众于千里之外，导致许多涉法上访、暴力抗法事件不断发生，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常态。
记者：在中国古代，“刑不可测，则威不可知”的观点长期占有统治地位，而从现代司法的角度来讲，“民本”的理念成为司法理论的共识，最近，从中央开始，再次强调司法要关注民生，民生问题本来就是一桩桩、一件件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民生问题显得比民主问题更为紧要。请就此谈谈您的看法？
田成有：作为法官，我们要深刻理解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掌权。要知道我们本身也是民，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人民群众装在怀中，不把善待百姓记在心中，不把为民谋利印在脑中，不把为民解忧握在手中。我们只有明确自己本身就是人民公仆的角色，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镜，以民为重，以民为先，才能实现以公心立公正，以公正得民心。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官，要认真思考我们是“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以及“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这样的根本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立场、群众感情的问题。“百姓利益无小事”，多数群众打官司是万不得已的事，作为法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学会经常进行换位思考，要想一想如果他们就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你会怎样？所以，法官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朴素感情去审判，做到公正、高效、透明，要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记者：从前不久的“许霆案”的讨论来看，网民的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认为是法律的公正屈从与不理性的民意，法律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认为民意并不能代表法律，甚至可能在具体的个案中，可能会因为情绪化等原因，脱离了理智和审慎的范围。作为法官，如何把握这样一个正确和恰当的“度”？
田成有：我们强调“执法为民”不是单纯为哪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服务，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民更不是抛开法律和公正，而听从、听命于民众的愿望和当事人的简单想法，不是抛弃原则做无味的迁就和牺牲公正而求得短暂的满足与和谐。有责任心的法官必须要用法律来引导老百姓懂理，用法律来维护老百姓认同的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是非观，最基本的社会判断标准。法官只有本着对人类价值和社会利益的守护与调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人权。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民意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和公正相吻合，甚至还会常常会出现矛盾的情形，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 ，法官必须有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很多时候民意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情绪，而情绪会随着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变化而表现出某些非理性，法律是以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基础的，此时，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需要法官能忍受一时的社会指责甚至诋毁，以自己的渊博的学识、智慧甚至是勇气来推动法律的发展和法治的尊严，维护司法权威。如果法律被催跨，一切将不存在。
记者：正如您所说，“一心为民”意味着我们在司法活动中，要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审判工作与老百姓对司法的信念联系在一起，要保持社会责任感，打破司法的神秘主义、专横主义和冷漠主义，要把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作为最高心愿，不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能掺杂着个人的任何私心杂念，不能凭感情办案，不能凭意气用事。这就是司法最基本的群众观，那么，要使“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乡风民情和群众愿望”在法院的具体表现应当是什么？
田成有：简单来讲也是最直观来讲，就是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诉必理，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有判必公，让有理有据的群众打得赢官司；有访必接，让申诉群众诉求有门；有执必果，让胜诉群众实现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