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
荆州市人民政府令第75号
《荆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28日起实施。
市 长 ：王祥喜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荆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质量和投资效益，保障农村公路畅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湖北省农村公路条例》、《湖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按照国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验收合格，经有关机构批准认定的县道、乡道和村道及所属的桥梁，其中，村道是指连接乡镇与建制村或建制村与建制村的公路。
第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分为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是指农村公路的大中修工程和水毁修复工程，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是指农村公路的小修、保洁、绿化管护、附属设施维护等。
第四条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乡村配合”的原则，逐步建立责权明确、管养分离的养护管理体制，保证农村公路运行状态良好。
第二章管理及职责
第五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贯彻执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政策法规，筹集和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监督公路管理机构的养护管理工作，组织协调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并在交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乡道的养护管理工作，协调、指导村道的日常养护工作；村民委员会在县级、乡（镇）人民政府及交通主管部门帮助下，做好本村村道日常养护的组织实施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国土资源、建设、林业、水利、规划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行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具体组织贯彻落实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政策法规，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监督、检查、考核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使用及养护质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进步，指导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
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地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监督所属公路管理机构的养护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具体承担县道的日常养护管理工作，指导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农村公路养护建议性计划并按照批准的计划组织实施，指导养护工程的招投标以及通过其他竞争方式确定养护工程承包人，对养护质量进行检查验收。
第三章资金筹措与管理
第七条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措与管理应遵循“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统筹安排、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强化监管”的原则。
第八条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主要来源：（1）省交通部门定额补助资金；（2）财政年度预算资金；（3）国家转移支付资金；（4）乡（镇）、村自筹资金；（5）社会捐助及其他资金；（6）农村公路的路产、路权经营所得资金。
第九条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投资为主、农村村组为辅，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集机制。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根据省定额补助标准同等筹集和安排专项资金，并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公路沿线受益单位、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款，以及村民委员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限用于村道）等方式筹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单位利用上述资金直接从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免征营业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过程中，减免行政性事业收费。
第十条村民委员会采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方式筹集村道建设、养护资金，应当遵循村民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县道、重要乡道大中修护及水毁修复工程资金由交通部门编制部门预算，经批准后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一般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大中修护及水毁修复工程资金由乡镇和村自筹为主，县级政府适当补助。
省交通部门安排用于农村公路的养护资金按照省交通部门下达的计划分解到各县（市、区），主要用于县道和重要乡道的养护工程。
县级政府安排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的财政预算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补贴大中修工程资金缺口。
村民委员会筹集的养护资金，专项用于辖区内乡道和村道的管养。
各地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本着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养护资金拨付渠道安全畅通的原则，按照农村公路养护计划和财政预算拨付养护资金，保障养护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第十二条建立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长效机制，严格管理、专项核算、专款专用，实行年度审计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截留。当年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结余部分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四章养护生产和管理
第十三条农村公路养护实行专业养护与群众养护、常年养护与季节性养护相结合的方式，以专业养护为主，积极推进养护市场化，实现“筹钱养事”，“以事用人”。
第十四条农村公路养护应按照有关公路养护技术规定和操作规程进行，保持路基稳定、路面平整、路肩整洁、排水畅通、构造物和沿线设施完好，行车通畅。
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程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检查验收制度，提高投资效益。
第十五条列养的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由公路部门实行专业养护，非列养的县道要逐步做到专业养护。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由沿线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采取群众自治性养护组织或者其他养护组织形式进行，由群众自治性养护组织或者其他养护组织决定养护单位或个人。也可以采取个人（农户）分段承包等方式进行养护。日常养护的单位或承包人应采取竞争的方式择优选定。
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沿线乡（镇）人民政府在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通过竞争的方式择优选择具有相应养护资质的专业养护单位负责施工，并与之签订养护工程合同。养护合同的履行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监督。
鼓励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农村公路养护协会（理事会），履行养护工程项目法人职责，负责养护工程的实施和日常养护的组织。
逐步推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招投标制度，择优选择养护作业单位。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准入和养护企业资质制度，规范养护市场秩序。
第十六条养护作业单位应根据本地实际和公路养护特点，建立养护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教育与管理，督促养护单位和养护人员严格执行养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并实施工伤保险。
农村公路养护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在进行养护作业时，养护人员应按有关规定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应当设置必要的作业标志、交通安全设施与安全警示标志，必要时安排专人进行交通秩序维护，确保作业和行车安全。
第十七条县道、乡道因养护确需中断交通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必要形式提前向社会公告；村道养护确需中断交通的，应当报告村民委员会并告知村民。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的，应修建临时便桥、便道或指明绕行路线。
第十八条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农村公路的实际制定应急预案，保障农村公路在发生水毁、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等重大事件时，做到反应快速、组织得力、抢修及时、救援有效，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县（市、区）交通公路管理机构要根据本地公路状况，分析掌握路段、桥涵的抗灾能力，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抢修预案，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组织下，协调社会力量积极抢修，及时恢复、保证公路的正常通行。
第十九条县、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绿化规划和谁种植、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组织和发动农村公路沿线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公路绿化。属村民委员会集体种植的公路树木归集体所有，其收益主要用于村道管护。
第二十条市、县两级交通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要按照标准统一、内容完备、结构合理、数据准确、上下衔接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数据库，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信息系统，适时、准确地反映农村公路技术等级、路面结构、配套设施、养护投入、路况质量、路产路权等信息，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服务。
第二十一条建立农村公路养护检查、考核制度。
市交通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应建立对县道和专业养护部门的考核机制，加强对县（市、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督办检查，每年组织不低于一次养护检查、考核活动。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履行职责，采取有力措施，依法做好农村公路养护和管理工作，并将农村公路养护和管理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检查督促，组织相关部门对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养护质量进行定期检查考核评定，保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正常有序。乡（镇）、村的考核由县（市、区）交通部门组织实施。
县道的养护质量考核指标按照现行《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执行，乡道和村道的养护质量考核指标由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结合各自实际参照《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制定。
第五章路政管理
第二十二条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由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按《湖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湖北省农村公路条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路政管理队伍建设，提高路政管理人员执法水平，严格管理，维护好路产路权，保障农村公路畅通。
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应结合养护工作，充分发挥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的作用和沿线村民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农村公路保护工作。
第二十四条县道、乡道及村道两侧边缘起向外不少于1米范围内为公路用地。农村公路两侧边缘起向外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村道不少于3米的范围为建筑控制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非法挖砂、采石、取土、堆放物品、设置障碍、挖沟引水或者从事种植农作物、打场晒粮、倾倒垃圾、排放污物等损坏、污染公路以及影响公路安全畅通的行为，不得损毁、擅自移动、涂改公路标志或者擅自设置其他标志。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禁止在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内新建、扩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第二十五条超过农村公路限定荷载标准的车辆不得擅自在农村公路上行驶，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二十六条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公路上超限超载车辆的治理。可根据农村公路技术等级设置相关设施，限制超过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在农村公路上行驶。
第二十七条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及其公路管理机构依法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农村公路应逐步完善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按国家标准设置警告、禁令、指示和指路标志，并对标志标线定期保养，及时修缮。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农村公路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农村公路养护和管理等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荆州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有效期5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浅议证据契约理论基础
（作者：许建添，华东政法学院）
证据契约[1]，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2]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本文即对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作些浅显讨论，以抛砖引玉。
一、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证据契约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缔结或不缔结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
证据契约并非乌托邦，而有其理论基础：
（一）法理基础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3］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4]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证据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5]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6]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7]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8]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必然肯定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制度上的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9]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